股票市场开放是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关键环节，2014年11月开启的“沪港通”政策正式拉开了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的大幕。这项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改革动因之一是通过市场开放来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为检验该政策目标的达成度，本文基于“沪港通”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从代理成本视角研究了“沪港通”政策实施对上市公司代理冲突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开放缓解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以及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了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并且这种效应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表现尤为显著。
在我国持续深化和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金融开放主战场之一的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乃历史大势。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大举措，对其政策效应做实时分析和动态评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本文基于“沪港通”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沪港通”政策实施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以此反映股票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并通过 PSM 方法对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开放既缓解了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冲突，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又缓解了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了第二类代理成本。其综合效应是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提升，并且股票市场开放的这种治理效应在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表现更为显著。
本文研究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于：第一，为我国股票市场开放，特别是“沪港通”政策实施效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实际证据。我国“沪港通” 政策实施至今已逾6年，“深港通”政策也实施了4 年时间，后续还将会推出更多的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对前期政策实施效果做及时研究既有助于客观评价前期改革举措，又能够为后期改革方案设计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第二，基于“沪港通”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数据，从代理成本视角研究股票市场开放对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从而显著丰富了股票市场开放政策效应研究的理论成果。
本文发表于《经济论坛》2021年第7期。